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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治史三书》:半个世纪师生情

2016-7-22   李福莹/文   来源:深圳晚报

严耕望《治史三书》:半个世纪师生情·文章插图

“(钱)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唯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在《钱穆传》一文中,历史学家严耕望如此描述他的老师、天才史家钱穆先生晚年失明后的学术生活。此文已收录于世纪文景近期出版的《治史三书》增订版一书中。

今年恰值严耕望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朴实的历史学家,世纪文景推出了《治史三书》增订版。该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以及《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等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原先都是“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其中,《治史经验谈》出版于1981年,《治史答问》出版于1985年,《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出版于1992年;直至1998年,这三本“小书”才合并成《治史三书》。这几本书问世后,在中国大陆暨港澳台大受欢迎。

除了分享毕生治史心得,严耕望还通过《治史三书》回顾了包括梁启超、陈垣、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等在内的几代大师的治学为人之道。

严耕望有一条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在他看来,要做好治学工作,必须要有淡泊自守的生活修养,否则就会为名利所役,难成大器。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师们的回忆与评述,也同时关注工作(治学)与生活两个层面,既包括大师本人的工作与生活,也包括他本人在这两个层面上与大师们的互动。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大师甚至学术圈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下,这些人情味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忆及傅斯年时,严耕望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给我的印象,与外间所传的并不一样。一般都说傅先生脾气很大、很专制;我倒觉得他对人很温和、很随便,也不见得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是1945年的事。又如忆及陈垣、陈寅恪时,严耕望写道,就治学而言,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的巨擘,但在立身处世方面,“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

1990年8月30日,钱穆去世,享年95岁;当年9月6日,74岁的严耕望撰写万字长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纪念恩师;4年后又将《行谊述略》一文改写为2万字的《钱穆传》,刊于台湾“国史馆”编印的《国史拟传(第五辑)》(1995年6月刊)。本次《治史三书》增订版,特别增收了此文。(李福莹 媒体人)

引用网址:http://www.tushulian.com/shuping/5922.asp
责任编辑: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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