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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经济史笔记》摘抄

2016-6-30   苏小和/文   来源:《百年经济史笔记》

《百年经济史笔记》摘抄·文章插图

四、晚清企业的“快发财”

晚清长达 60 年的东南沿海贸易,以及围绕这样的国际贸易拉动的产业链,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迅速富裕,赚得了富可敌国的钱财。当时的基本局面是,国际贸易明显比国内贸易更容易获利。按照历史学家郝延平的分析,当时中国内地贸易年利润率可能为投入资本的 20%,而国际贸易则高达 40%。因此,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平均年利润率约为 30%,这远远高过了对农村土地的投资。由于整个晚清的城市化并未启动,因而对农村土地投资的利润率仅为 4%。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利润空间之中,一大批精明的中国商人用某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积聚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这成为当年万人仰慕的风景之一,人们称之为“快发财”。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快速发财的晚清商人,大多数都从草根阶层开始。广州的经官,本名梁经国,6 岁丧父,母亲带着 3 个孩子,贫困交加,食不果腹。梁经国白天上街做小贩,晚上帮助母亲织布。成年后,外出给别人当雇工谋生,做了 10 年 的洋行职员,把自己熬成了一个行商的经理人。这个人因为少年吃苦太多,做起事来忠厚诚实,勤勉有加。到 1808 年他 47岁的时候,终于成为公行的老板。大概在 1811 —1827 年 17 年 的时间内,经官销售的茶叶数量连连攀升,因此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向国家捐款,出手大方,最后竟 然捐得了一个知府的官衔。这种官位,也是晚清时代用钱能够买到的最高的官衔了。

徐润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有钱人。到 1883 年,徐润毫无疑问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当时的报纸把徐润当成了红极一时的财富明星,经常拿他当报纸头条,说他的财产相当于 31.6 万个农民的年收入,说他的个人资产净值相当于 82150 个农民的 资产。事实上,徐润也是白手起家。14 岁去上海,身无分文, 当了 16 年的学徒,慢慢才熬成买办。但他懂得投资,可谓四面出击,经营了很多家企业,包括钱庄、房地产,同时他也是上海最大的茶叶、生丝、棉布的店铺老板,连锁销售成为上海 滩上一道风景。

与徐润经历相似的一个有钱人,是何东。他是广东人,不过大半生都身居香港。同样是早年丧父,家境困顿,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不过何东的好惯是学习,他甚至设法学习了一口不错的洋泾浜英语,正是靠着英文口语,他得以去广州海关做职员,然后被怡和洋行香港分行聘请为买办。在这个位置上,何东干了 7 年。这使得他迅速致富,30 岁他就成了名声大振的百万富豪,他的经营业务包括了航运、保险、房地产和国际贸易。进入 20 世纪,他已经是香港和上海等18 家大公司的董事,而且是其中许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可以说是荣耀一时,富可敌国也。

浙江人在快速发财方面,同样可圈可点。宁波人泰记,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流落到上海,当苦工,不过他似乎天生爱做生意,用小本经营,做起了生丝贸易,在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里,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当年的上海人说起泰记,无疑将之视作成功的典型,这使得泰记在上海名声远播。温州人陈裕昌,也是身无分文,在 19 世纪 50 年代来到上海,到 1862 年,就已经是大富翁,以至于外国人说起他,都说这个人是上海最富 有的人之一。

当然,最需要提到的,是胡雪岩。一方面胡雪岩的确有商 业奇才,他在杭州经营的钱庄,生意兴隆,不过民间最为称道的,却是他与晚清高层官僚深厚的人脉关系。可以说胡雪岩是晚清最大的金融家,除了经营大米、生丝,他在上海、宁波、杭州、温州、福州、厦门、汉口、北京,都有气派的钱庄,甚 至是海关银号。

还有一位宁波人也需要提及:叶澄衷。叶澄衷的父亲过世 的时候,他不过是个 5 岁孩童,还有 4 个兄弟姐妹,以及小脚母亲,一家人仅有的财产,是 8 亩稻田。叶澄衷开始的生计, 是一边在稻田里种地,一边在乡间油坊里当差。14 岁,他父亲 的一位姓倪的朋友把他带到了上海,然后又想办法让他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谋得一个雇工的位置。几年之后,到 1862 年,他便开始自己创业,在黄浦江上划舢板来向外国人出售杂货。

叶澄衷这个人勤快诚实,重要的是,他学了一些英语,这使得他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意扩大。条件稍微改善之后,他罕见地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晚上让他的所有雇员集体学习英文,因此也慢慢训练了一批属于他的职业经理人。到 19 世纪末,叶澄衷在上海有 6 家公司,在汉口有两家公司,在九江、芜湖、镇江、 天津、营口、宁波和温州都开设了商号,大量从事贸易和机器业务。此外,他还开设钱庄,这使得他拥有了融资的渠道。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他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数家缫丝厂、火柴厂,大面积从商业转向工业,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已经累积到 800 万两,真正可以说是富甲天下。

一个时代的经济征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家的活动来体现的。晚清在它最后的几十年内,忽然产生了一批有成效的企业家和贸易家,肯定是市场的逻辑在起作用。尤其是一批草根阶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超级富豪,这表明,晚清最后几十年的市场建设为大量有商业天分及有志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首要的原因,是晚清政府被动建构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架构。随着条约口岸的建立,中国社会第一次真正直面国际贸易,并通过国际贸易,拉动了腹地的农业经济。这样具有开放征象的经济发生链,为企业家的出现准备了前提条件。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对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做具体的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也就是说,晚清之所以优秀的商业家辈出,说明市场已经处在一种开放的过程中。这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而言,的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可惜在不久之后,晚清政府再一次回到国家主义主导经济的陈旧轨道上,再一次用暴力的手段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与国际化力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形态的对抗,中国的市场建设和企业家建设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第二位的原因,则是农业经济向商业贸易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有梦想的人们提供了创新空间,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农耕经济的低水平状态,长期以来市场半径过小,自由交换不足。但随着一种被动开放社会的出现,市场的形态开始转变。19 世 纪 70 年代,贸易利润已经远远大于占有土地获得的利润,土地收益率在整个 19 世纪下半叶不断走低。此前的18 世纪后期,纳税前的收益率约为10%,而在 19 世纪中叶,降为 4%。到 19世纪 80 年代,诸如山东这样富庶的地方,每亩土地的地租不过3 两白银。这种农耕经济的低收益率现实,让很多人开始寻找迁徙的机会,大量有想法、有勇气的人们开始向城市流动,正是这一批流动的人群中,隐藏着日后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他们首先发现,在土地上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让他们取得财富,而近代工商业才是更加诱人的出路。

这正是所谓市场的逻辑,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曾经和正在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们,都生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

文章标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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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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